2023-12-13 17:44:28 作者 : 围观 :117次
现年30多岁的阿雅·米洛尼还记得她小时洗澡的情形。妈妈帮她擦干身体、穿好睡衣后，就会拿个塑料桶回到澡盆装水。然后妈妈把水桶提到外面他们家那小院子里，用这些还有肥皂沫的水浇灌花和其他植物，接着她又回到浴室，重新装满水，一遍遍地重复这个过程。
如果你事前不知道这发生在以色列中上阶层的社区里，可能还以为这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村庄。尽管家里有自来水，阿雅的妈妈还是将水视为一种珍贵的资产，不能浪费。久而久之，在妈妈持续不断的节水行为影响下，阿雅和她的两位同胞耳濡目染，懂得了每滴水都很珍贵。这种观念一旦扎根于心间，就很难忘记。
阿雅也回想起学校里定期发布的提醒大家节约用水的材料。每个教室里都有海报告诫孩子们“不要浪费一滴水”。就像所有以色列小孩一样，她也会唱本章开头引用的那首以色列童谣。[1]
难以想象，一个美国孩子会被教导要为雨天高兴地拍手。当然，美国童谣是把雨赶走，“改天来”。
有关节水的智慧并非局限于儿歌，而是一门综合课程的一部分，这一课程如同阿雅的母亲，力图向学生们灌输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观念，同时为他们提供实用工具来实现节水。阿雅的母亲在节水方面可能费尽心思了，但是学校里的课程也培训学生们将那些最佳方法教给他们的父母。作为卫生课程的部分内容，以色列的学生要学会洗澡和刷牙，如同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此类课程中学的一样。在以色列，这种课程还另有特色内容：学生们要学习如何尽量少用水。[2]
节水是每个人的职责——而且教育人们节水同样人人有责。
以色列人并非固执的节水狂热分子，而是他们普遍意识到需要对水抱有崇敬之意，不能视而不见，以为理所当然。这种水危机意识文化部分是由环境造成的，因为以色列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其余地方则是半干旱地区，旱灾屡见不鲜。尽管如此，单单是自然环境不能充分解释这种高度重视水资源及其宝贵性的民族意识。
虽然今天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没有严格遵循宗教礼仪，但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是经久不衰的。[3]
让犹太人在两千年中得以从流亡四方到复兴故国的宗教文化里，对雨露形式的水资源的敬畏之情比比皆是。
几千年来，时至今日，犹太人的祈祷活动中还包括在一年中的一些特定时刻进行祈雨祷告。在大流散期间以及现在以色列国土上，这个祷告许多犹太人每天都要吟诵三遍。这祈祷并非是要为他们所在的地方祈雨，而是习惯性地呼唤雨水降落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不管犹太人身处何地，不管是在湿润还是干燥的地方，两千年来，他们的祈祷都是面对耶路撒冷吟诵的——他们心里惦记着圣地的气象。如同阿雅和她的手足们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怀就成了犹太人共有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除了祈祷书，《希伯来圣经》也为如何考虑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指导。在《圣经》最有名的一个场景中，当以色列的儿女们四处流浪时，摩西敲击了一块岩石，寻求可以饮用的淡水，结果流出了“丰沛的”水。[4]
这个场景暗示了微妙的劳动分工：上帝每天为以色列人提供滋养，但需要摩西——在神的指引下——提供水。这个故事也提醒人们可在许多不可能的地方找到水源，而且有时可通过非常规的方式汲水。
每年，在岁首节（犹太人新年）前不久，世界上每一间犹太教堂里都要吟诵《申命记》中摩西的祝福与诅咒。“雨季”中的雨便是这样一种神赐。[5]
《施玛篇》也许是所有犹太人祈祷中最有名的，该祷词引自《申命记》，说如果不遵守上帝的十诫，其中一个惩罚便是天不会下雨，而且雨水短缺会让违背者“毁灭”。[6]
这些关注水的经文章节并非特殊个例。从语言角度来说，《希伯来圣经》这个文本中有关水的词汇比比皆是。“露水”这个词被提及35次，“水灾”出现61次，而“云”则出现了130次。“水”这个词本身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600次。[7]
不仅“雨”在犹太人的圣书里被提及将近100次，每年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下雨甚至还有特定的希伯来词汇——这些词汇在现代希伯来文中依然使用。如果说因纽特人有多个有关雪的词语是因为他们身边一直白雪皑皑，犹太人关于雨有多个词语则是因为圣地上雨水稀缺。
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移居者绝大部分都已经世俗化，所以可能不会定期浏览祈祷书或《圣经》。他们也许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等雨水丰沛的国家，或埃及和现代伊拉克等河流纵横的国家，但他们熟悉《圣经》和犹太传统。这种经久不衰的犹太传统与他们在以色列国土的新生活息息相关，使得他们天生具备节水意识。
水工程师是英雄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一位维也纳律师、记者、作家，与许多犹太复古运动先驱不同的是，他对犹太传统或习俗知之甚少。1894年，当他看到巴黎上流社会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排斥犹太人的运动时，他有了一次近乎精神性的犹太觉醒。此次经历后，颇具远见卓识的赫茨尔开始意识到，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要遭殃了，因为犹太人要么会被同化，要么会受到迫害，或者既被同化又遭迫害。于是，他将短暂生命的剩余时间全都投入到了现代犹太复国政治运动中。[8]
在为建立犹太人家园寻求政治支持的同时，赫茨尔还撰写散文、剧本和书籍，所有这些都是为推动犹太复国运动。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两本都是政治宣传册，即完成于1896年的《犹太国》，以及一本乌托邦小说，风格仿照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回头看》（爱德华·贝拉米著）。赫茨尔将这本1902年出版的小说题名为《特拉维夫》，或译为《新故土》。
因为犹太复国运动没有以之为核心的宗教著作，对很多人来说，赫茨尔的演讲、著作和日记相当于此类著作。赫茨尔的作品因为被赋予世俗的神圣之光而被广为翻译，任何一位识字的犹太复国运动参与者至少都读过这两部作品。赫茨尔于1904年在44岁去世后，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来自坟墓的指引和鼓舞。几十年后，以色列领袖们依然还会引用赫茨尔的话以及他的作品。[9]
1898年11月，谙熟政治之道的赫茨尔和最后一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安排了一次会晤，希望得到他的协助，在以色列土地上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皇帝让赫茨尔有理由相信他会热心支持，还赞扬了犹太复国运动先驱的工作。他告诉赫茨尔最重要的是“水和［树］荫”，它们会让这片土地恢复其古老的荣耀。[10]
赫茨尔那未来主义风格的《新故土》于4年后出版，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在描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家园时说，“只要有水和树荫，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未来。”[11]
后来在《新故土》中，赫茨尔的一位主人公预言，他想象中的犹太国土上，水工程师们会是国家英雄。[12]
赫茨尔幻想着这个国家水资源的未来。尽管巴勒斯坦当时缺乏水资源和适耕土壤，但是他描述了其滋润、富饶的未来：“从天而降的每一滴水都被用于公共福利。在犹太人的古老家园中曾经流淌着牛奶和蜜。巴勒斯坦又成为幸福的乐土。”[13]
乌托邦小说确实把标杆设得很高，赫茨尔也将犹太复国计划的标准定在了那样的高度上，尤其是关于水方面的。他的政治后继者也秉承了同样的做法。
除了书籍和训词之外，水也以其他方式进入了犹太复国先驱们的集体意识中。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流传下一些家喻户晓的歌曲，先驱们经常伴着其中一首以水为主题的歌跳霍拉圆舞——很多犹太人现在也这样做，甚至在远离以色列的地方也是如此。对参加过犹太成人礼或犹太婚礼的人来说，《水、水》这首歌听起来可能很熟悉。歌词来自《以赛亚书》（“你们将于拯救之泉欣然汲水”）[14]
，但编歌编舞的目的是为了庆祝一件发生于1937年的事件，当时，一个集团农场在多年掘井未果后发现了水源。
也有其他歌曲和民间舞蹈是为了庆祝有关水的里程碑事件而编的。[15]
在美国，霍拉舞可能是犹太人庆典才会跳的，在以色列，直到最近，民间舞蹈还是用于社交和锻炼的日常形式。伴着《雨、雨》和其他关于水的歌曲跳舞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体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主要的以色列作家也直接或隐喻式地将水作为一个写作主题。在A. B. 约书亚（A. B. Yehoshua）的中篇小说《1970年初夏》中，水是贯穿全篇的主题。干燥和沟通失败是同义词；沙漠象征贫瘠和死亡。[16]
同样，阿摩斯·奥兹（Amos Oz）1968年出版的《我的迈克尔》，这部关于20世纪50年代耶路撒冷生活的小说，也利用了雨的象征意义。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和雨相提并论，而对雨的渴望也用来表达文学效果。[17]
新近的以色列小说家阿萨夫·嘉夫隆（Assaf Gavron）写了一本关于2067年以色列生活的反乌托邦未来主义小说《投水狂》，这本书将水和雨作为主要的情节设置，来描述当人们
不能控制这一主要自然资源时会发生什么情况。[18]
以色列甚至在其货币和邮票上也颂扬水。现在不再流通的5谢克尔纸币（价值相当于现在的1美元多一点）上面画的是以色列总理列维·埃什科尔（Levi Eshkol）。纸币的背面是该总理发挥关键作用的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许多以色列邮票也纪念与水有关的主题，从用水技术革新到现代水基础设施的里程碑，再到以色列国土上的古老水系统，等等。
水属于全体人民
让水成为人们的公共财产，这是犹太复国先驱们和年轻的以色列国做出的决策中，对以色列的水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在美国，水是一种私人财产，而在以色列，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由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府所掌握。于是，可用的水资源根据政府所认定的最佳用途进行分配。
国家对水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定，这些法律确定了以色列集中治水的哲学。这些关于水的法律也在以色列成功节水的实践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议会通过了3个法律，为1959年的变革性《水法》奠定了基础。1955年通过的第一个法律禁止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掘水，甚至土地产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未经事先许可也不能这样做。[19]
私有产权屈服于政府控制。
第二个关于水的法律也是于1955年通过的，该法律禁止对水进行任何分配，除非是通过水表计量供水。[20]
该法律也要求所有公用事业单位分别安装水表来衡量供给每个家庭或企业的水量。[21]
这种精细的数据收集方式让以色列领先信息科技爆炸几十年（这种计量基础设施多年以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在公民的用水模式中又确立了政府的干预性角色。
在1957年，以色列议会又通过了第三个关于水的法律。1955年的掘水法律中规定了对地下水的控制，而这个新法律则涉及广义的地表水。该法律不仅置江河中的水于政府控制之下，而且还管辖雨水。甚至连以色列家庭中流出的污水的所有权也归政府。[22]
该法律禁止在没有事先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分流这些水的任何部分。[23]
该法律还规定，如果农民的牲畜在放牧过程中穿越一条水道，即使在自家的土地上放牧，农民也必须事先获取许可。[24]
个人利益又一次服从政府控制。
这种不断演变的集体所有权在1959年的《水法》中顺理成章地达到了顶峰。该法律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控制并限制用水个人的活动，以便促进并保护公共利益”。[25]
所有的水资源都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公共财产。[26]
土地所有权不会赋予土地所有者地表上下或其旁的任何水资源的权利。[27]
因此，只有在合乎法律的情况下才会允许个人或私人用水。[28]
《水法》甚至还规定，希望所有公民“高效、节约地”使用他们得到的水。[29]
公众默许这种国家控制在建国初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政府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当这个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初衷时，人们可能会期望《水法》也会被修订或废除。但是，水的所有权继续被完全控制在“人民”（也就是政府）的手中。甚至在公有工业和资产经过几轮私有化之后，也没有人呼吁让水资源成为自由市场商品。如今以色列资本主义经济生机勃勃，但是水资源依然由政府控制、采用集中计划方法管理。
西蒙·塔尔（Shimon Tal）是以色列2000年至2006年的水务委员会主任，他生动地描述了在以色列水是如何完全处于国家权力控制之下的。“当然，政府控制了加利利海［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的所有水，还控制了所有的蓄水层，”他说，“但是，如果你在雨季开始时在自家的房顶上放一个水桶，你拥有房子和水桶，但是水桶里的雨水是政府财产——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得到收集这种雨水的许可，你在技术上违反了《水法》。一旦雨点触及地面或水桶，它便是公有的。”[30]
和其他水资源公有的国家相比，以色列的做法要比大部分此等国家更加专制。比如说，在法国，土地拥有者没有权利无拘无束地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用其土地下蕴藏的所有水资源。但是，1964年的法国水法规定，在不妨碍其所在社区的人们合理使用水源的情况下，该土地拥有者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水源。[31]
另外，法国的《民法》明确规定土地拥有者也拥有该土地上降落的雨水。[32]
到以色列访问的人也许会以为这种高度控制的限制性法律和政策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在该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濒临崩溃，人民普遍指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情况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在水资源方面的集权做法是本国成功实现节水的秘诀。
阿尔农·索弗（Arnon Soffer）教授是一位政治地理学家，还是海法大学地理系的创始人。他在世界各地研究水系统。在哲学上，他也支持自由市场，不喜欢政府干预。尽管如此，他说，以色列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拥
这样的。如果没有得到收集这种雨水的许可，你在技术上违反了《水法》。一旦雨点触及地面或水桶，它便是公有的。”[30]
和其他水资源公有的国家相比，以色列的做法要比大部分此等国家更加专制。比如说，在法国，土地拥有者没有权利无拘无束地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用其土地下蕴藏的所有水资源。但是，1964年的法国水法规定，在不妨碍其所在社区的人们合理使用水源的情况下，该土地拥有者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水源。[31]
另外，法国的《民法》明确规定土地拥有者也拥有该土地上降落的雨水。[32]
到以色列访问的人也许会以为这种高度控制的限制性法律和政策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在该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濒临崩溃，人民普遍指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情况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在水资源方面的集权做法是本国成功实现节水的秘诀。
阿尔农·索弗（Arnon Soffer）教授是一位政治地理学家，还是海法大学地理系的创始人。他在世界各地研究水系统。在哲学上，他也支持自由市场，不喜欢政府干预。尽管如此，他说，以色列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拥护这里的个人主义。但是在有些领域，集权的做法是最合理的。在水资源方面，集体所有权是我们能够在险恶的周边环境中创建庄园的原因之一”。[33]
以色列人已经接受了这种妥协。在水资源方面，他们交出了私人所有权和市场经济的效益，来实现一种能够广泛使用高质量水源的系统。公众赋予政府权力来以公众的名义管理、管制、定价并分配水，因为他们相信公共利益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以色列的水系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