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ICT（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新月异，从半导体领域的摩尔定律到人工智能领域模型规模和海量数据带来的“涌现能力”（Emergent Capabilities），数字信息及其相关领域技术赋予人类的交往媒介、交往场景空前丰富，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无比复杂的样态和情形。从人与人的交互到人机交互，数字信息技术所散发的魔力似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重构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阶级鸿沟将被填平，不乏行业大佬断言，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将使得完全的计划经济成为可能，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或许已经近在咫尺。

然而，这种技术乌托邦所预言的乐观已经被现实的发展所颠覆，信息技术在数字化时代不但没有填平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社会固有的阶级鸿沟，反倒催生了基于信息技术本身的数字鸿沟，并且这种数字鸿沟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龄阶层，甚至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不断扩大。

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又何尝不是这样：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每一条信息似乎都有相反的信息与它相对。我们看到，新媒体有传播知识和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巨大力量，然而大数据所衍生的“信息茧房”却不断加深认知偏见和意见撕裂。本应该促进资源流动和配置的财富的新源泉，却如同马克思所言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财富分化的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ICT基础设施的普及使得数字媒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嵌入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的数字化程度空前加剧，数字化孪生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共存成为现代化生活的基本特征。

然而，一部分国家和人群是作为顶层设计者并率先进入到这种数字化世界图景中的，而传统意义上的后现代国家以及落后地区的人群是作为“信息匮乏者”，被动地卷入到数字化社会中的。在数字化交往的社会中，圈层化、视频化的交往模式在不断产生新的隔离，貌似我们沉浸在海量的信息中，但是在自相矛盾和迅速迭代的信息浪潮中，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数字鸿沟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典型悖论。

自1995年来，数字鸿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广泛关注，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议题。数字鸿沟关注的重点一直围绕着ICT或数字媒体在接触和使用上的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因“信息富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信息落差，进而导致知识分割、贫富分化等问题。有学者将数字鸿沟划分为全球鸿沟、社会鸿沟以及民主鸿沟，其产生的微观原因在于（计算机等终端）接入差距和使用差距。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交往革命”的理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交往革命”，数字化推进社会生产结构、资源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数字鸿沟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当前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国家在ICT基础设施方面与后发现代化国家长期以来存在鸿沟，尽管随着中国等国家ICT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形的鸿沟在缩小，但在底层架构、操作系统以及软硬件生态等方面的鸿沟短期难以逾越；在地区和城乡层面，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乡村的硬件差距在缩小，但基于人力资源的软件鸿沟有扩大趋势，以某些电商网站和视频网站为代表的媒介几乎垄断了落后地区和乡村人群的商品消费和信息接收渠道，从而遮蔽了社会丰富性的其他维度，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交往模式和圈层，产生新的鸿沟；在社会层面，老人、低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在数字交往中不断被边缘化，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期间的数字化治理就凸显了这一问题，这也是数字鸿沟的体现之一。

如何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如何跨越数字鸿沟，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道重大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