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未来|许国栋：创新的偶遇

搜索文献，会发现创新的定义有几十种之多。但在我心里，创新最基础的定义，是用一个好点子做出新的产品或者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要么能给客户带来全新的价值，要么能大大提高原有价值的实现效率。这应当是创新的本意，归根结底，离不开产品和服务这个核心。

从我个人经历来看，对创新的理解有很多角度的切入，以及不同层面的更新。最早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创新的，熊彼特在《经济理论》里说，创新就是打破现有的生产平衡，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创造更大的价值，推动企业和经济发展。

后来，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我影响很大。这本书出版时间是1985年，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书里用很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企业中的创新，指导大家每一步的做法，还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紧密关联，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这鼓舞了一代一代的企业家，也是我们理解的创新本意。

随着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原动力作用越来越凸显，科技创新成了各国的重要抓手，创新的内涵仿佛只剩下科技创新。近年来，我从各个角度尝试观察思考，所理解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层面的事，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活动。所以，在研究和实践创新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

回到我们熟悉的科技创新、搞研究这件事儿，想分享一下我对合同式研究的一些质疑。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去南方办工厂。当时我认为，到一个地方，得和当地有知识、有见识的“绅士”们建立联系，如大学里的教授、中学校长，和他们合作，能拓宽视野、结识人才。于是，我就和当地大学开展合作，采用委托科研项目的形式。

我找到教授跟他说：“我一年给你 10 万块钱，你就做你想做的研究。每季度咱们两个团队一起开个会，你给我们讲讲大学里的研究进展就行。” 很多人说我大方，其实当时完全凭直觉做事。事实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合作确有不少收获。但遗憾的是，团队没能很好地协同理解，这件事情维持两三年就没有继续。在最近我做关于校企合作的研究当中，也后知后觉地发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是长期做下去，效果会更好。

我的“直觉”部分依赖于我在高校时期做科研的感受。当时心里一直对合同式研究有些疑问：做科研需要很多方面的成本，要明确目标、计划资金、安排人员。而在很多国家课题里，钱、人、事都需要提前写清楚，列在合同中。难道一个科研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个环节都在合同里写得这么清楚、正确才能开始吗？这真的没问题吗？企业委托项目也类似，如果我想请一位教授一起做研究，他肯定会问做什么、多少钱、做到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需要约定清楚。对于这些我都有所质疑。

很长时间里，我对佛罗伦萨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很感兴趣，也想过一个问题：那些名画是怎么诞生的？它们的定制合同又是怎么签的呢？后来在一本讲书里找到答案。这本书是讲文艺复兴绘画赞助人制度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书里提到，有人请著名画家画教堂壁画，他会给画家很高的报酬，连续十年，画家只能专注做这一件事，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做其他事也必须是为这幅画做准备。这就是他们的“合同”内容，与我们的合同式研究差别非常大。

再看钱与研究的关系。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的时候，四十多个成员中，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热爱科学的权贵。熟悉物理学、数学、历史的人可能知道，当时的科学家要么自己富有，要么有赞助人支持，能安心做研究，有条件在一个仪器上观察几十年。但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慢慢消失了。

我在Wetsus期间做了一个社科研究项目，是由Wetsus老师指导、高嵩院长参与一起做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大建设时代结束后，过去十年中国水科技企业校企合作的情况。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文献研究和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实证研究——设计了一份有 73 个问题的问卷，对中国100 家很有代表性的水科技企业进行调查。这些企业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回答问题的 87% 是创始人和总经理；在调查之前，我们都一对一打电话沟通，把调查目的说清楚，拜托他们认真回答。之后，我们又对十位企业家进行了深度访谈。

这项研究有很多有趣的发现。62% 的企业家说，他们在校企合作中，有很多巨大的收获都是偶然得来的，不在合同设计的范围内；73% 的企业觉得合作对自身帮助特别大，可实际上，有 52% 的合作并没有完成合同预定的内容，但依然收获满满；很多企业家在合作前就预期，除了合同规定的成果，还会有其他收获，也就是我们说的衍生价值；甚至有些企业一开始就觉得合同完不成也没关系，应该会有收获。

从这些调查和访谈结果来看，我们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从企业家的角度看，中国水科技企业过去十年在校企合作中，收获更多的不是合同里约定的当期研究收益，而是通过和高校教授的知识传播、互动获得的。这些收获包括技术方向的改变、商业机遇、社会网络拓展、人才获取等等。虽然社会科学研究没办法做到特别严谨，但大致可以推测，过去十年校企合作中，知识传播和互动才是企业的主要收益方式。这也让我更加确定，合同式研究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确实也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再跟大家谈一谈我学习的地方—— Wetsus。这是一个欧洲的水科技研发中心，主要从事于面向未来的水环境技术研究，致力于为全球水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公认的创新绩效优良的地方。Wetsus模式对于我国在水环境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具有借鉴意义。

我看一个机构，喜欢从几个方面入手：钱、事、人，还有做事的时间节奏。从这几个方面看Wetsus，会看到要素运转机制的创新：Wetsus 的项目选题是由 2 - 4 家同行业或相近行业但不竞争的企业联合确定的，这么做能保证研究在行业里有代表性，同时避免企业在研究中过于强势。每个企业出钱并不多（约2-3万欧元），但几家企业加起来不到 10 万欧元的投资，却能撬动国家各种资金支持：当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参与项目时，国家机构、欧盟、荷兰政府、高校都愿意提供支持。

课题的确定也是企业和教授、科学家一起讨论的结果，最后由科学家决定。这是为了确保研究的是真正有价值的科学问题。环境领域容易把解决问题和科学问题混为一谈，比如有些城市让高校研究污泥怎么处理，这其实是社会管理问题，不是科学问题，教授不熟悉社会管理，很难开展中长期研究，也不利于科学进步和创新。Wetsus 签的合同都是中长期的，四年起步，很多还会续签，即八年合作。在中长期的交流合作中，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把一个问题研究透彻。我觉得这才是创新的基础。

再换个话题：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对于如何刺激或者促进思想和知识的生产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和研究。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产生的？平常的学习和实践更多地是哺育、培养，是这些思想成长的土壤和养分，思想火花的产生经常有其他要素的刺激。

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发现，在飞机上、五星级酒店里，和在办公室里想问题，感觉完全不一样。很多好想法就是在飞机上冒出来的。我在和别人交流这个感受的时候总被调侃成炫耀坐过飞机。直到我看了畅销书作家阿兰・德伯顿的书，深受启发。他在《旅行的艺术》中说：“独处的旅行能催人思索。行进中的飞机、轮船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也往往产生于陌生的所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可以不断深进。”这不是伟人的专利，对于普通人也一样适用。

还有一本英文畅销书，叫《Hyperfocus》，提到不同的注意力模式。超级专注模式适合知识学习和深入研究，而散步时的发散专注，则能让我们产生知识联想。散步的环境也很重要，太陌生的环境很难想出东西，熟悉的环境，再加上适度的变化，能让我们把各种知识串联起来。这本书的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一个有点嘈杂的餐厅，周围有谈话声、流行歌手唱歌的声音，但不至于太刺耳，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创作。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同的物理场景，对我们思考问题、产生新想法有很大影响。

最后分享一篇论文，论文探讨如何在开放式创新中如何创造和捕获价值。现在创新模式和工业生产、知识传播速度密切相关。手工业时代变化慢，不需要太多协同；工业化时代学科细分，必须合作；到了现在，企业很难靠自己雇佣足够多聪明的人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开放式创新越来越重要。论文的基础背景是，人类是一种社会认知的生物。200年前，科学家创造以独立思考为主；现在人们则是用不同的知识传播彼此激发创造力。在这样一个受社会认知影响的时代，知识的相互碰撞、传播的方式、传播的人都会影响创新创造。

这篇论文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 “产生创新的相遇”。比如我演讲后，有人给我提问题，这就是一次知识的相遇；在网上对某个内容发表评论，也是相遇。什么样的相遇容易产生创新？论文提出了 “关于产生相遇的七项原则”。

• 原则一：花多么少的时间都可以 

• 原则二：反复对话并无用处 

• 原则三：想法本身并不产生更好的想法；需要分享不同类型的知识

• 原则四：人类提供的悖论是创新的关键触发因素

• 原则五：解决方案生成是一种整合练习

• 原则六：人类知识分享角色的多样性

• 原则七：避免社会性暗示 

时间有限，展开谈其中两个。一个原则是反复对话很难产生创新，反复讨论往往只会让双方回到原来的立场，最多对一些方案做些小改进，很难真正创新。另一条原则是要避免社会性暗示，就像我们以前上德鲁克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不要轻易表达赞成，因为一旦有人表达赞成，其他人可能就会担心自己的想法不被认可，从而影响创造力的发挥。

以上是我对创新的一些理解，包括创新的定义、合同式研究的反思、校企合作实践中的合同外收获，以及物理环境、人际环境对知识生产的影响等。我把这次分享的主题定为 “创新的偶遇”，因为我觉得创新固然有规律可循，但很多时候，那些偶然的机遇、意外的相遇，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