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发展进程—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风险沟通是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新时代应急管理关口前移和提高公共安 全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并明确提出要“推动 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1]。我国的风险沟通研究始于 2003年“非典”时期，二十年来， 我国研究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研究风险沟通的热潮，形成了我国特有的风险沟通研究知识图谱与 研究体系。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为我国风险沟通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但仍存在一定拓展 空间。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学术界关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内容有待梳理总结；二是 风险沟通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和演进趋势有待提炼归纳。为进一步了解我国风险沟通领域的研究概 貌，本文借助文献可视化计量工具 CiteSpace对 2003—2023年间 349篇风险沟通核心文献进行分析， 构建风险沟通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期厘清我国风险沟通领域的研究热点、演进路径及可能的前沿趋势，为风险沟通的后续研究提供知识指引，为实现强 化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推动应急管理关口前移目标提供 理论支撑。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鉴于文献计量分析对数据本身的净度有较高要求， 为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文选择数据更新速度 快、文献题录收集完整的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检 索平台。同时，为保证检索结果的代表性和精准性，本 文利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功能，选择篇名精确匹配的检 索方式，限定文献来源为学术期刊，以“风险沟通”作 为检索词，设置检索时间为 2003—2023 年，初步检索 得到数据记录 356 条。进一步利用人工筛选方式对获取 的数据进行“降噪”处理，剔除稿约、会议通知、书评 等非学术文献后，本文最终获得 349 条有效数据。随后 使用 CNKI 的文献导出功能，将其以 Referworks 格式导 出，以此作为研究的数据源。

（二）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法挖掘文献之间的内在关系，并 结合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文献进行深入分析， 展现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具体的 研究步骤如下：首先，对获取的数据样本进行初步统计 处理，分析研究文献产出的时间和期刊分布；其次，利 用 CiteSpace 的网络共现功能分析研究的作者和机构合 作状况，识别研究的核心力量；再次，使用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和聚类算法，对研究的主题谱系进行可视 化呈现，把握研究的主题线索。最后，借助 CiteSpace 的突现词分析和时区图分析功能识别研究的前沿热点和 发展进程，并对其未来的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二、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基本情况

文献的外部特征主要包含发文量及其趋势、发表 期刊学科分布特征、科研合作状况。其中发文的数量及 其变化反映研究主题所处的研究阶段，期刊学科分布特 征能够反映研究主题的发展领域，科研合作则能够反映学术共同体的发育状况。由此 , 本文围绕以上三个方面 对我国风险沟通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把握。

（一）文献发表的年度分布

文献发表数量的年度变化能够直观反映研究的发 展速度和发展进程 , 也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学术界对该 研究领域相关论题的关注程度，在判断某一领域研究成 熟度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图 1 呈现了 2003—2023 年国内风险沟通研究的年度文献发表数量。总体来看， 我国风险沟通研究总量不多，仍处于起步阶段。具体来 看，风险沟通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探索阶段 （2003—2007年），这一阶段相关研究刚起步，成果较少， 五年共发文 3 篇，说明这个阶段学界对风险沟通的关注 度低。第二阶段为高速增长阶段（2008—2010 年）， 这一阶段发文量逐年上升，且较前一时期明显增多，三 年共发文 41篇。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学界对风险、危机、 灾害等领域的关注，促进学界关注风险沟通相关议题。 第三阶段为波动发展阶段（2011—2023 年），这一阶 段共发表文献 305 篇，发文量较前两个阶段明显增多， 呈现出波动增长、总体较多的特点。受应急管理政策完 善、社会风险事件多发、应急管理关口前移等多种因素 影响，风险沟通这一议题愈发受到学界重视，研究热度 不断上升，发文量在 2022 年达到 34 篇，为历年最大值。

图 1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年度文献发表数量图

（二）文献期刊分布

对风险沟通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进行分析，既能 够直观了解发文期刊的聚集情况又能够总体把握风险沟 通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2003—2023 年间，349 篇样本 文献共发表在 230 本期刊中，表明刊发风险沟通研究的期刊比较分散，这一领域尚未出现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 响力的期刊。表 1 展示了风险沟通研究发文量 4 篇及以 上的期刊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共有 14 家期刊发表风 险沟通研究超过 4 篇，涉及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科技、 工程科技、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其中，《中国健康教 育》和《医学与社会》的发文量较多，分别占全部文献 数量的 6.30% 和 2.01%，均是从医药卫生科技的视角出 发对风险沟通进行研究讨论。

（三）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

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有助于学科体系走向成熟， 因此学术研究的作者合作程度是判断学科研究进展的又 一重要指标。通过运行 CiteSpace可视化软件，选择 “作 者”和“机构”两个节点类型，绘制 2003—2023 年我 国风险沟通研究作者（见图 2）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见 图 3）图谱。其中节点大小反映作者、机构的发文量大 小，线条数、线条粗细程度代表作者间和机构间的合作 关系及合作强度。结果显示，二者的网络密度值分别仅 为 0.0055和 0.0033，合作连线较为短促，连线密度低， 反映出风险沟通研究的作者之间和机构之间均具有分散 化和独立化的特征，学术合作联系不够紧密。

具体来说，在作者合作上，学者邱五七、李杰、王 建明、毛群安、钱玲、杨悦、代亚君、吴群红等人对风险沟通的研究贡献较为突出。部分风险沟通研究的高产 学者采用和他人合作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 风险沟通研究的作者间合作的网络聚合度仍然较低。在 机构合作上，风险沟通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心 和高校。其中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等机构是风险沟通研究的中 坚力量。从研究机构属性来看，风险沟通研究机构主要 是医药卫生、新闻传播、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智库， 与发表风险沟通研究的期刊学科分布基本一致。

图 2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作者间的合作情况

图 3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情况

三、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热点主题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在文献中最具代表性，具有阐释文章和统 领全篇的作用。关键词频次越高，表明围绕该关键词的 研究频率越高。对关键词词频与分布进行科学统计，则 可揭示相关领域研究主题热点分布的规律。

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风险沟通研究的关键词共 现知识图谱，节点的大小表示着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结果显示，风险沟通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密度为 0.0101，反映出相关文献的联系较为紧密。此外，如图 4 所示，各个关键词间共现关系较为清晰，呈现出“超 核心、多中心、泛主题”态势分布。

图 4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关键词作为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核心词汇，其频次和中介中心性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 知识前沿。频次是衡量关键词热度的重要指标，中介中 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指关键词在共现网 络中充当“中介”的能力，二者体现了关键词在相关领 域的影响力。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处 理，生成 2003—2023 年国内风险沟通研究词频和中介 中心性排名前十的热点关键词（除“风险沟通”以外） 统计表。由表 2 可知，“信任”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13 次），说明“信任”是风险沟通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和关 键支撑。“风险认知”“风险社会”“公众参与”“风 险感知”等频次也较高，这些关键词是国内风险沟通研 究的主要标签。“风险感知”“风险”“风险社会”“公 众参与”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高，是研究网络中的关键 节点。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种根据数据特 点及规律将联系密切的数据聚集形成类团的统计分析技 术，具有揭示所在领域主题结构特征的独特优势，常用 于归纳研究主题。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风险沟通 的研究方向，应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在关键词聚类 图谱中，主要依靠聚类序号判断聚类规模的大小，聚 类序号越小，包含的关键词数目越多。Q 值和 S 值则是 评估聚类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前者表示聚类的结构 化水平，后者表示聚类内部的一致性水平），一般认为 当 Q 值大于 0.3，S 值大于 0.7 时，相应的聚类具有较 高的可信度。我国风险沟通文献 Q 值为 0.5645，S 值为0.9692，说明聚类分析的结构性显著且结构内部一致性 较强。基于聚类关系，聚类标识词成为关键性的枢纽节 点，其他关键词围绕在其周围，共同呈现出图谱的核心 内容。本文按节点数由多到少排序得出排名前 9 的聚类 标识词，具体如表 3 所示；风险沟通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如图 5 所示。

图 5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关键词聚类

（三）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热点透析

结合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结果，以及对相关文 献的阅读分析，可知近年来国内风险沟通研究的热点主 题包括风险沟通的概念内涵、风险沟通的实践应用、风 险沟通的影响因素、风险沟通的作用效果四个方向。

1. 风险沟通的概念内涵

风险沟通的概念内涵主要包含 #0 风险沟通、#2 风 险、#7 危机管理等子聚类。对风险沟通进行深入研究，首要的就是要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把握。

风险沟通这一概念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最 初是为了解决政府部门和技术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与普通 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之间的不一致问题而出现的 [2]。早期 风险沟通更多地从政府角度出发，以告知、启发和说服 为主要的沟通方式，聚焦于信息的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 的成效 [3]。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演进，对于风险 沟通的理解逐渐向公众、媒体、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多元 双向互动演进。目前，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对风险沟通所做的定义得到了 学界的广泛认可：风险沟通是个人、群体和机构之间交 换信息和看法的互动性过程。它涉及关于风险性质的多 种信息和其他信息（并非严格地关于风险），这些信息 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对风险管理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的关 注、意见或反应 [4]。

对于风险沟通内涵的理解，不同学科侧重有所不 同。在管理视角下，风险沟通是实施风险管理的前提条 件和基础环节。政府是风险沟通的主体，通过制度安排、 导向规划、流程设计和绩效评估促进风险沟通，进行风 险管理 [5]。心理视角的风险沟通强调心理机制在风险 沟通中的动态过程和作用效果，通常以个体为分析单位， 关注风险感知在风险传递、风险反馈、风险学习等过程 中的作用。如学者黄河、王芳菲、邵立的研究表明心智 模型是风险沟通领域弥合风险认知差距以解决邻避困境的有效手段 [6]；谢晓非和郑蕊探讨了公众理性与风险 沟通的关系和风险沟通的心理学模型 [7]。也有学者为 风险沟通提供了社会性视角的解释，詹承豫认为，风险 沟通是在风险测量和风险感知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的 损失和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风险信息交 流，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 [8]。在公共 卫生领域，邱五七等学者认为风险沟通是一个旨在保护 公众健康的综合过程，其组成部分包括目标、信息结构 框架、目标人群、信息来源和释放渠道、沟通过程以及 冲突和对话机制 [9]。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概念辨析的方式，区分风险 沟通和危机沟通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介绍危 机与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整合模式，进一步明晰风险沟 通的概念与公众理性的内涵 [10]。

2. 风险沟通的实践应用

风险沟通的实践应用主要包含 #6 环境风险、#1 卫 生应急等子聚类。我国的风险沟通研究始于 2003 年“非 典”时期，且在后续的研究中展现出基于突发事件开展 分析的特点。可以说，风险沟通相关研究是与实践应用 联系紧密的，涉及领域包括且不限于自然灾害、食品安 全、环境问题、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等。

在自然灾害领域，当气象、海洋、洪水、地质、 地震、农业、林业等灾害发生后，学者们会从风险沟通 视角出发开展研究。如学者陈一香着眼于媒体作为民意 再现的场域，在 2011 年日本东北 3·11 地震海啸灾难 发生后，对媒体在风险沟通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应具备的 能力进行探讨[11]。2016年 7月，超强台风尼伯特（Super Typhoon Nepartak）在我国东南沿海登录，对我国台湾 东部、福建沿海和粤东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唐英和曹新 伟以该事件为例，分析灾难事件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 场域在信息响应、内容结构、公众回应与社会信任等方 面的内容，探讨了两大场域之间突发性灾难事件风险沟 通的特点和差异 [12]。

食品安全事件中的风险沟通问题也得到了学者们 的关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刘鹏基于食品安全风 险和风险沟通相关理论，提炼出风险程度与公众关注两个因素，结合该案例对我国食品风险沟通机制进行 了分类研究 [13]。刘媛媛和曾寅初也以该事件为背景， 运用消费者调研数据，探究消费者对于政府所提供信 息的信任程度，和政府与消费者之间风险沟通结果之 间的关系 [14]。

环境问题和由此引发的邻避冲突也是风险沟通 研究的重要内容。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态势， 郭红欣认为我国在立法方面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不足， 应当着力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 [15]。龚 文娟考察了我国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 信任间的关系，认为建立系统信任和风险沟通机制 有助于降低由环境风险引发的社会风险 [16]。程惠霞 和丁刘泽隆认为化解公众疑虑情绪、进行有效风险 沟通是破解邻避冲突的关键环节，他们总结广东茂 名 PX 邻避事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通过强化风险沟 通、提升公众参与度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邻 避冲突化解路径 [17]。

风险沟通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实 践应用。邱五七、侯晓辉、毛阿燕等总结和分析了 WHO 风险沟通原则在我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防控中的成功应用，并设计和提出了适合我国 卫生系统应对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沟通流程 [18]。邓雯、 毛子骏和徐晓林采用文本挖掘和主题建模方法，分析 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官方和民间在话语场中的影响 力，认为两个话语场仍然存在信息供求不匹配、议程 分化等问题，官方应进一步利用技术赋能建立良好的 沟通机制 [19]。

3. 风险沟通的影响因素

风险沟通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 5 公众参与和＃ 8 社交媒体等子聚类。对于风险沟通的影响因素，学界主 要从主体、模式和渠道等方面进行分析。

公众、媒体、专家和政府是风险沟通的核心主体， 也是影响风险沟通效果的重要因素。尚志海认为，社 会公众在风险沟通中处于核心位置，风险沟通的初衷 就在于通过增强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确保各项对策能 够产生预期效果。政府在风险沟通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扮演关键角色，其风险沟通能力建设至关重要。此外， 专家是风险信息和公众信任的来源，而媒体是风险沟 通的桥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风险沟通中发挥着越 来越突出的作用 [20]。有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主体与风险 沟通效果之间的关系—公众的参与主动性，政府的 权威性、媒体的可信度和信息质量都对风险沟通有效 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公众的风险感知与媒体的风 险构建有时则会给沟通效果带来负向影响 [21]。詹承豫 基于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沟通主体的信息获取和 认知能力是影响城市风险沟通决策质量的关键内部要 素 [22]。此外，许多研究都表明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对 沟通的需求、风险感知程度及对事件的认知情况等都 是风险沟通的关键影响因素 [23-24]。

鉴于沟通主体在风险沟通中的核心地位，多元主 体参与是当前学界普遍认可的风险沟通模式，尤其在邻 避冲突中，这一沟通模式被认为能够有效提升风险沟通 效能。刘波、杨芮、王彬基于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和 结构方程模型对政府大型公共项目进行分析，得出主体 合作特征、主体间关系质量是显著影响风险沟通有效性 的核心要素的结论 [25]。胡象明和高书平考察了邻避风 险场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博弈机制，认为“多维、 平等、信任与协商”是多元主体之间实现有效沟通的基 本原则 [26]。丁丹、包存宽和何佳的研究表明，政府、 专家、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通过有效 的途径进行信息交换、对话合作和风险沟通能够有效规 避邻避运动和环境群体性事件，达到社会、经济和环境 综合利益最大化的良好结果 [27]。

沟通渠道是影响风险沟通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 陈超亿、徐威、张桥等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利用新媒 体传播方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能够打破信息垄断、满足 公众的风险信息需求，有利于与公众建构良好互动关系， 从而促进风险沟通效果的改善 [28]。李宜纯、杜立鹏、 郑薇等对 16 个（副）省级城市卫健部门微信公众号的 进行了研究，指出公众号的维护运营水平、功能多样性、 信息发布、信息需求回应性以及原创文章占比和语言风 格都是影响风险沟通效能的关键因素 [29]。

4. 风险沟通的效果评价

风险沟通的效果评价研究也是风险沟通研究的重 要内容，它不仅关系到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更 涉及社会信任的建立、公众参与的深化以及决策质量的 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评价主要包含＃ 3 信任和＃ 4 风 险认知等子聚类，覆盖领域包括核与辐射风险沟通评价、 卫生部门应急风险沟通能力评价、自然灾害风险沟通评 价以及医院风险沟通评价等多个方面。

在核与辐射风险沟通评价方面，邹树梁、郭康康、 唐德文等学者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相关 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包括相关人群、评价者、影响因 素及评价目标等，明确了构建核与辐射风险沟通评价 指标体系的科学流程 [30]。在卫生部门领域，高婷婷、 田军章、王声湧等学者基于文献检索研究和头脑风暴 法（集体研讨），通过德尔菲法两轮专家咨询，确立 了一套包括 8 个维度 30 项指标的卫生部门风险沟通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 [31]。冯磊、王翀、丛佳等学者在介绍 和借鉴美国 FDA 风险沟通原则和战略的基础上，通过 制定沟通战略、明确沟通对象等方式，为药品评价抽 验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32]。对于自然灾害风险沟通， 董来根通过调查发现国内平台存在问题，提出了 采用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构建自然灾害风险消息评价体系的 建议，并主张集成多种网络通信技术，构建基于互联 网的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示范平台 [33]。在危机应对中， 唐雪峰、祝小平和杨勇认为风险沟通在促进事件处 理、告知公众真相、增强政府威信、疏导公众情绪、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此，他们 对 2005 年四川省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事件中的风险沟通 进行介绍、分析和评价 [34]。还有学者对医院风险沟通 行为进行评价，如黄汇慧、朴颖实和常春，他们选取 2010—2013 年具有社会影响广泛的 4 起典型医患纠纷 事件，分析全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并基于风险沟通 理论对医院的应对方式进行评价，得出当前医院风险 沟通行为较为欠缺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简单、及时、 准确、可信、一致、连贯及人文是衡量医院风险沟通 行为的必要维度 [35]。

四、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进程

（一）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分析（Burst Detection）适用于探测在特 定时间段内突然出现的学术概念或潜在问题，能够展示 不同阶段的前沿研究焦点，从而帮助理解学科发展的新 兴趋势和研究方向的变化。图 6 呈现了风险沟通研究的 13 个突现关键词及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根据突现 词表，2003—2009 年，公众理性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 2010—2015 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健康教育、体系、 食品安全、教育决策、信任、传染病、风险社会几个主 题展开；2016—2023年，社交媒体、风险感知、信息公开、 风险管理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 6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关键词突现

（二）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图分析

图 7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关键词时区

关键词时区图（见图 7）能够呈现主要关键词的 时间变化特征，有助于从时间阶段上把握我国风险沟 通领域研究的发展轨迹和演进趋势。可以发现，国内 风险沟通研究的演进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在研 究背景方面，与现实联系紧密。自然灾害（地震、大 气颗粒物）、社会安全事件（食品安全、环境风险）、 公共卫生事件（流感、传染病）的发生能够快速引发 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在研究主体方面，前期以政 府为主体，强调体系、机制和系统，重视公信力和信 息公开的作用，2011 年重点开始转移到公众和企业方 面，公众参与成为热点议题。在研究场域方面，关注 焦点不断拓展，由现实场域和借助传统媒体实现的风 险沟通逐渐转移到网络场域中借助新媒体实现的风险 沟通。新媒体于 2014 年左右开始成为风险沟通的关注 重点，在此后社交媒体、媒介传播一直是风险沟通研 究的重点场域。在研究方法方面，风险沟通研究前期 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后逐渐引入量化研究方法，通 过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手段探究风险沟通的方法和 效果。

（三）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演进趋势

1. 分析方法和数据资源结合

我国风险沟通研究呈现出分析方法和数据资源结 合的趋势。近年来，大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优化 了数据和案例资料的收集过程、丰富了数据和资源的内 容，也为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助力。风险 沟通研究具有的跨学科特性使得各学科都能从自身视角 出发，采用相应的方法对已有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 一些研究聚焦于风险沟通概念界定、经验介绍、模式归 纳和策略探讨等内容，访谈、案例研究、文献分析、小 组讨论等定性分析方法是此类研究进行知识建设的基 础。在涉及风险沟通的微观研究中，问卷调查、实验调 查、系统观察等定量分析方法也常被用来作为分析的基 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有优势，二者也常常被共同 使用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此外，QCA、仿真模拟 等定性和定量分析之外的研究方法也被应用于适宜的风 险沟通研究场景之中 [29，36]。

2. 多元参与和信息传播复合

在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演进中，多元参与和信息 传播复合成为又一突出趋势。风险沟通研究经历了聚焦 于政府主体进行信息的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转向关注包 括政府、公众、媒体、专家、社会组织等主体多元互动 演进的发展历程。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信息传播的 方向、渠道等特征更加复杂，当前一些风险沟通研究综 合考虑了多元参与和信息传播之间的复合效果，在明确 风险沟通中各方角色的基础上，将信息传播模式、渠道 相关理论与风险沟通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3. 风险沟通和应急管理融合

风险沟通和应急管理更为紧密的融合是风险沟通 研究的又一演进趋势。随着国家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风险管理成为应急管理实现预防为 主、关口前移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基础 [37]。风险沟通对 于应急管理的重要作用也被日益重视，实务界和学术界 不再将二者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是更加强调它们之 间的互动关系。风险沟通不仅仅是风险事件发生前的预 防性工作，更能够在事件发生后根据信息传递和社会关 切，进行灵活应变。实现风险沟通和应急管理的有机衔 接，能够更好地提升社会对风险的整体感知和危机应对 能力。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核 心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研究，探索了该领域的研究特征、 研究主题、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趋势，在厘清风险沟通研 究的整体发展脉络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关注度不高，但发展前景广阔。从发文总 量上看，2003—2023 年，以风险沟通为主题发表在期 刊上的学术论文只有 349 篇，发文量总体偏少，这意味 着国内学界对风险沟通的学术关注度仍不够高，这也 表明风险沟通这一研究领域尚处在起步阶段。但是，自 2008 年起，相关主题的文献发表量持续增长、研究规 模日益扩大，并在新近年份呈现出高位发展的研究态势。伴随风险沟通实践和国家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纵深化发 展，风险沟通相关研究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风险沟通研究是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复合议 题，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的共同关注。已发 表的风险沟通研究文献涉及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科技、 工程科技、社会科学等多种类型的期刊，学科视野多元， 研究成果丰富。

第三，风险沟通研究的学术合作呈现出联系不够 紧密、研究机构和作者分散化和独立化的特征。虽然以 “风险沟通”为核心词的风险沟通研究主网络已经形成， 但从关键词的共现网络来看，主研究网络和次级研究网 络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研究主网络尚不成熟。此外， 尽管在学科交叉视野下围绕风险沟通研究形成了一些研 究核心团队，但是核心团队间交流联系不够紧密，学术 共同体尚未形成，凸显了风险沟通研究在科研合作趋势 和学术交流上的短板。

第四，风险沟通研究主要围绕概念内涵、实践应用、 影响因素和效果评价四个方面展开，既有研究丰富而扎 实，为后续风险沟通研究内容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提升 奠定了基础。

第五，风险沟通研究呈现出分析方法和数据资源 结合、多元参与和信息传播复合、风险沟通和应急管理 融合的演进趋势。

（二）研究展望

展望未来，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对我国应急管理 提出新部署与新要求，强化风险沟通是应急管理的重大 举措，对于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实现应急管理关口前移 具有重要意义。对 2003—2023 年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 知识图谱分析表明，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要 进一步强化我国风险沟通的理论深度与系统性，未来还 应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立足本土实践，做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经验 的结合。当前我国风险沟通相关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风险信息发布、风险感知、媒体在 风险沟通中的作用、风险的社会控制等重大风险沟通课 题上依然缺乏成熟、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机制 [38]。在未来的风险沟通研究中，应持续关注和借鉴国外相关研究 成果和方法，并结合我国应急管理的生动实践，总结风 险沟通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努力挖掘和提炼具有中国特 色的风险沟通框架和理论。

第二，精准把握风险沟通的研究定位。应当意识到， 风险沟通是应急管理的重要一环，但其应用却不局限 于应急管理；应急管理中的沟通行为也并非都是风险 沟通，现实情况沟通、危机沟通等也对应急管理意义 重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厘清风险 沟通在应急管理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非应 急状态下的风险沟通进行研究。

第三，构建系统性的风险沟通理论体系。当前风 险沟通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概念内涵、实践应用、影响 因素和效果评价四个方面，这些研究虽然为风险沟通研究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相关研究存在 碎片化、片面化、浅层化等问题。学者们应有意识地对 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整合，致力于构建我国风险沟通研究 的知识体系，以整体性研究回应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带 来的现实挑战，为应急管理实践提供系统性、战略性、 全面性、前瞻性的理论支撑。

第四，强化跨学科交叉与学术合作研究。风险沟 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领域，从多 个学科视角审视问题有利于不断拓展风险沟通的研究思 路和研究内容。当前，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学术合作联 系不够紧密，未来要积极吸引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和机构 进行合作，打造多学科研究团队，通过逐步建立以多学 科紧密联系为基础的风险沟通协同研究与学术合作机制 促进协同创新，共同推进和拓展风险沟通研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4.

[2] 华智亚.风险沟通：概念、演进与原则[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39（3）：97-103.

[3] 詹承豫，宣言.城市风险治理中的风险沟通制度：基于30部法律规范的文本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16（4）：97-107.

[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M]. 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Press，1989.

[5] 唐钧.风险沟通的管理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5）：33-39.

[6] 黄河，王芳菲，邵立.心智模型视角下风险认知差距的探寻与弥合：基于邻避项目风险沟通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9）：43-63，126-127.

[7] 谢晓非，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J].心理科学进展，2003（4）：375-381.

[8] 詹承豫，赵博然.风险交流还是利益协调：地方政府社会风险沟通特征研究：基于3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1）：1-9.

[9] 邱五七，侯晓辉，CORDIA C.风险沟通和公共卫生[J].中国健康教育，2010，26（1）：26-29.

[10] 柳恒超.风险沟通与危机沟通：两者的异同及其整合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18（10）：116-120.

[11] 陈一香.科技灾难的风险沟通：以台湾媒体对日本3·11地震的民意再现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6（4）：179-184.

[12] 唐英，曹新伟.风险沟通理论下突发性灾难事件不同场域传播互动研究：以台风“尼伯特”事件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12）：174-177.

[13] 刘鹏.风险程度与公众认知：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分类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3）：93-97.

[14] 刘媛媛，曾寅初.风险沟通、政府信息信任与消费者购买恢复：基于三聚氰胺事件消费者调查[J].北京社会科学，2014（3）：52-62.

[15] 郭红欣.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6）：100-106.

[16] 龚文娟.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6，31（3）：47-74，243.

[17] 程惠霞，丁刘泽隆.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J].中国行政管理，2015（2）：109-113.

[18] 邱五七，侯晓辉，毛阿燕，等.WHO风险沟通原则在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防控中运用[J].中国公共卫生，2017，33（2）：342-344.

[19] 邓雯，毛子骏，徐晓林.分歧与共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官方与民间风险沟通研究[J].情报杂志，2022，41（2）：119-125.

[20] 尚志海.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的研究现状与进展[J].安全与环境工程，2017，24（6）：30-36.

[21] 朱正威，刘莹莹，石佳，等.政策过程中风险沟通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政策的实证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5）：74-82.

[22] 詹承豫.中国城市风险沟通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J].治理研究，2019，35（5）：13-21.

[23] 徐浩，王伟.环境冲突风险治理中的风险沟通:影响因素与关键命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4）：141-144.

[24] 罗春燕，朱明若，张胜年.学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中的风险沟通与决策[J].环境与职业医学，2009，26（6）：578-580.

[25] 刘波，杨芮，王彬.新时期如何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以地方政府大型公共项目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1，22（4）：53-71.

[26] 胡象明，高书平.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之争、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4）：19-25.

[27] 丁丹，包存宽，何佳.规划环境评价中的环境风险沟通方式和机制研究：以工业园区为例[J].环境与发展，2017，29（2）：5-13.

[28] 陈超亿，徐威，张桥，等.2018年初流感流行期风险沟通效果评价及影响因素[J].中国公共卫生，2021，37（9）：1349-1353.

[29] 李宜纯，杜立鹏，郑薇，等.政务微信风险沟通效能影响因素探究：以16个省/副省级卫健委微信公众号为例[J].新媒体研究，2021，7（18）：31-36.

[30] 邹树梁，郭康康，唐德文，等.核与辐射风险沟通的评价研究[J].环境与发展，2017，29（7）：27-28.

[31] 高婷婷，田军章，王声湧，等.卫生部门应急风险沟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4，18（3）：252-256.

[32] 冯磊，王翀，丛佳，等.FDA风险沟通理念在我国药品评价抽验中的应用[J].中国药事，2012，26（11）：1214-1216，1227.

[33] 董来根.基于互联网的自然灾害风险沟通平台研究[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1，13（4）：67-72.

[34] 唐雪峰，祝小平，杨勇.四川省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事件处置风险沟通评析[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8（6）：467-469.

[35] 黄汇慧，朴颖实，常春.基于风险沟通理论的医院舆情事件应对方式评价[J].医学与社会，2016，29（4）：62-66.

[36] 张湖波，刘铁忠，张湖源，等.冲突信息条件下的风险沟通建模与仿真[J].管理学报，2019，16（7）：1054-1062.

[37] 钟开斌.风险管理研究：历史与现状[J].中国应急管理，2007（11）：20-25.

[38] 林爱珺，吴转转.风险沟通研究述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3）：36-4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政治稳定与风险管控研究”（19BZZ048）。

作者简介：高洁馨，女，1996 年生，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公共政策。常健，男，1957年生，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冲突、风险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