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惠州市部分区域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不足,污水溢流问题突出做出通报。
督察发现,惠城区江北污水处理厂、惠阳区淡水污水处理厂等运营单位违反《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要求,长期将进水取样点位设置在厂内回流污水后端,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江北污水处理厂原进水取样点污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为95.3毫克/升,而实际进水生化需氧量仅为40.2毫克/升;淡水污水处理厂常年上报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约85毫克/升,但实际进水生化需氧量仅约15毫克/升,进水监测数据虚高严重。惠城区第四污水处理厂一期、惠阳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弄虚作假,未经水质检测,直接编造生化需氧量数据。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对数据审核把关不严。
虚报进水浓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的考核指标。
地方政府和污水处理厂通过虚报进水浓度,人为“抬高”污水收集率,以符合考核要求。
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发布典型案例,湖南省怀化市有关部门从2021年开始指使全城污水处理厂编造进水生化需氧量数据,上报数据比实际的虚增50%左右,这种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动机和影响。
提高污水收集率:进水BOD浓度是衡量生活污水收集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其他指标不变的情况下,进水BOD浓度越高,对应的污水收集率越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污水收集率和进水BOD浓度的考核目标,可能会采取编造数据的方式来提高指标。
梳理中央环境督察公布的典型案例,“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并非个例。
上海安亭污水处理厂未经水质检测,直接编造生化需氧量数据。而上海早在2021年就要求全市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不低于100毫克/升,但督察发现,其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长期偏低。2023年,全市仍有15座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低于100毫克/升。
同样在湖南张家界市锣鼓塔污水处理厂,其2021年以来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长期严重偏低。现场督察时,进出水化学需氧量均仅约20毫克/升,“清水进、清水出”,未发挥污水处理厂效用。
在云南昆明,主城区现有22座污水处理厂,11座年均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小于100毫克/升,西山区海口水质净化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甚至低于40毫克/升。
湖北恩施市现有3个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均低于65毫克/升;仙桃市管网混错接、缺陷整改完成率均不到8%,城西、高新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均不足40毫克/升。
翻阅以往资料,屡次被督察曝光污水处理厂“清水进清水出”,为何会出现这种普遍偏低的情况?
如果把污水处理厂比作污水处理“心脏”,那么,负责收集和输送污水的管网就是“血管”,两者紧密不可分。只有建设完善的污水管网,才能解决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问题,污水处理厂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城市污水的处理率才能真正提高。
近年来,我国污水处理厂进入快速建设的阶段。据统计,2005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仅有792座,到2017年,城市污水处理厂有2209座,增长了2.8倍。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石磊说:“污水处理厂建在那边,我们不可否认某些地方建在那边作为一个形象工程,可是大家都关注面上的工程,对地下的工程,或者说里子工程有些忽略。”
调查显示,在我国一些地区,污水处理厂虽然建好了,但没有配套的管网,导致污水收集不起来,依然直接排入地表或河道。据统计,我国现有的管网密度每平方公里是9.5公里,东部地区平均是12公里,西部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管网配套不到6公里。这导致城镇污水总体收集率大约70%左右,而西部地区只有40%左右。
生态环境部水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答记者问中表示,黑臭水体的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核心在管网。在排查内容上,聚焦城市污水垃圾收集处理效能问题,强化各类污染源治理,倒逼地方加快补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在排查范围上,为服务和支持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为重点,全面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既看“面子”,更重“里子”,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情况、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等作为排查重点,一方面查看城市水体是否符合消除黑臭水质标准,另一方面更加关注控源截污等基础工程是否建成并有效运行,河湖长制、污水垃圾处理费用保障等长效机制是否建立,督促各地从根本上解决水体黑臭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更加关注管网建设运行维护、污水垃圾处理费用保障、河湖长制落实等长效管理机制的构建运转,督促地方切实建立防止水体返黑返臭的长效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推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来源: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中国环境报、环保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