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极客说：只做一件事

水极客说：只做一件事

一点点完成该做的事，就象拼一张时间拼图。久而久之，在所有场合，“顺便做点什么”的想法逐步增多，虽然这样做效率可观，把时间集中在一件事上的做法，更能积累经验。响人传达信息时亦是如此，比起想要囊括所有贪婪，集中传达一个信息会更高效。

专注是一种智慧。专注一件事，砍掉多余野心，让目标变得少而重要，掘井及泉，精益求精，将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时间会给你要的回报。——（《在行动中研究，在坚守中创新——2018年新教育实验大事实事掠影》）

世界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研究昆虫。一次，一位青年苦恼地对他说：“我每天不知疲倦地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我爱好的事业上，可结果总是收效甚微。”法布尔称赞他是一位献身科学的有志青年。这位青年听了法布尔的赞许，兴奋地说：“是啊，我爱好科学，也爱好文学，对音乐和美术也很感兴趣。我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些爱好上了。”法布尔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放大镜，把阳光聚焦在一个点上，然后对青年说：“试着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就像这块放大镜一样。”法布尔正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聚焦在研究昆虫这个点上，所以才有了昆虫学方面卓越的成就。（《用行动和坚持赢得梦想——瞎忙的老师和高效的老师啥区别？这九张图说明白了！》）

无独有偶，法国大画家雷杜德一生只画玫瑰，任凭环境如何变化他都心无旁骛。他一生记录了170多种玫瑰的姿容，组成了《玫瑰图谱》画册。雷杜德把画玫瑰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他画的玫瑰成了画中的极品，无人能够逾越。

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一位教师在课堂上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将小小的汉堡做到世界各国的人都爱吃，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将一瓶汽水卖到世界各地去，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将英语培训班做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就是新东方。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研究了20年，结果写出了《品三国》，发行了200万册。相同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把《资本论》研究20年，一定会成为大哲学家或者大经济学家。其实，抓住一个问题十年不放，就会成气候。就像你不断挖掘一个地方，时间长了，挖得又深又广，即使没有挖到水，但天上下的雨自然水到渠成。

人生面对无数的选择与诱惑，与其在不断的选择中蹉跎人生，还不如一生只挖一口井，瞄准目标不动摇，用一辈子的时间做好一件事。（《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一生只做一件事作者｜谢冕

谢冕，著名诗人、学者、北大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写作水平测试专家委员会主任。

前些日子，谢冕出版了《花落无声——谢冕自述》。其实对于这本书的编写，谢冕一开始是拒绝的。他不愿意写传记式的东西，尽管很多人都这么做。他说：“我的人生基本上很平淡，轰轰烈烈的人有的是，我不值得谈。”

所以有关自传，自己写或别人写，谢冕一概拒绝。更何况主编柳鸣九将这套书冠以“思想者自述文丛”。“我不是思想者，我基本上没什么思想。”谢冕笑了，既是北大同学，盛情难却，只好就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帮忙，勉为其难出了“谢冕自述”。（《做"目中有人"的老师——学做人师，一定要让自己精神成长起来、丰富起来！》）

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

谢冕很喜欢封面的照片，因为显得“年轻”。的确，不喜欢唱老歌，不喜欢说旧事，也不喜欢絮絮叨叨。他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欣赏“老顽童”的谑称，但他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对世间的苦难早已洞彻于心。采访谢冕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会主办的“百年新诗与今天”的会议期间。

席间刘福春大谈由谢冕老师发起的“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活动已办了三四年，饭店老板一看一行几十人很高兴，但上桌之后这帮人只点馅饼、胡辣汤和大蒜。据说谢老师的最高纪录是吃了八个半，北大教授洪子诚老师也参与其中吃了六个，得了“新秀奖”，赛过之后再也不肯吃馅饼。

我只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中国工人出版社）中看到谢冕建立“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持续了十几年，没想到坊间流传更广的是“馅饼大赛”。我们从这一几无思想和学术含量的话题说起，回忆这位学者、诗人执着坚忍的风雨人生。

因为我有信仰、有勇气

小时候，谢冕家里很穷。学生假期都要郊游。他交不起钱，衣服很破，也没有路费，又不能和家里说，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里读白居易的诗，借此忘记外面的痛苦。所以，在谢冕的回忆里，诗歌给他最初的安慰就是这样，可以使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很富有。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数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学，作文经常得到表扬，喜欢写诗，学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学们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唱和诗歌。功课没学太好，诗歌的爱好与日俱增，1948年底就开始发表作品。”谢冕喜欢诗，曾梦想过做诗人。然而命运却把他带向了另一条道路。

当时，谢冕所在的学校学费，是要求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学费靠两个人，一个是小学老师李兆雄，他哥哥是三一学校的校董，在他的帮助下谢冕可以被减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个是姐姐，变卖嫁妆和首饰资助谢冕。他读完高一，再开学，就快到十八岁了。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队进来了。8月的福州非常热，又是雨季，可是这些士兵携带着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携带着泥泞和汗水，甚至还有血迹，就这样和衣睡在大街上。谢冕被感动了，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头目睹的这一幕。他跟着学校带着水慰问部队。后来部队到学校动员，希望知识分子能加入进来，谢冕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下定决心从军。

在部队的六年，行军、训练、守备、修工事、备战，都是生死攸关的，谢冕曾经害怕过，但是没有退。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初衷，一定要坚持下来。“我在军队的最高级别是副排级。现在看副排级不算什么，但在连队是很大的官，让很多连队干部战士看了眼红。一些参加过上海战役、淮海战役的战士连班长都没能当上。”谢冕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而且都在海岛驻防。他的很多知识分子的习惯，在这段时间都改掉了。

在前行的军队中，中间是汽车，左右是步行的士兵。其中就有十七岁的中学生谢冕。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闽日报》上，他以谢鱼梁为笔名，发表《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有信仰！我有勇气，所以我能够毅然地向前走去。”

谢冕的军队生涯并不长，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他奉命复员。

从诗歌爱好者成为研究者

在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时候，谢冕复习了高中的全部功课。他向张炯（著名评论家，当时在福州第十兵团）借了高中的课本，前后只学了三四个月时间，7月高考之后上了北大。三个志愿中，谢冕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

北京大学，带给谢冕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其间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谢冕为能置身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

在北大中文系，谢冕参加了北大诗社，后来编《红楼》，是诗歌组组长。大三时，他和孙绍振等一起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这是谢冕从鲁莽幼稚的诗歌爱好者转变成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

“当时从北大图书馆拉了一面包车的书集中阅读，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原始材料，为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培养了阅读兴趣。在这之前，不仅是我自己对新诗的认识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就是学术界也没有一部新诗的历史。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从整体上进行一次历史的梳理。”谢冕说，不论经历多大的挫折，他都不曾放弃文学和诗歌。

“它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属于谢冕的青春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主张多元的文学写作

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诗歌界引起很大反响。他说，自己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

诗歌的泰斗人物，包括艾青、臧克家、绿原对此都反对，但谢冕是按自己的感觉说话，认为应该写这样的文章。这也和北大有关，本来讲究学术的独立，不受任何影响。朦胧诗从地下发展到表面，很多人认为是古怪诗。谢冕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他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风潮过去后，大家都说朦胧诗是好的，而且朦胧诗推动了我们现在诗歌的发展，改变了原来诗歌的格局。

一直以来，谢冕都认为，文学的爱好与写作是多元的，应尊重各种写作、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只要是对文学做出了贡献的，都应尊重，不应固守一隅。另外，文学工作者应尊重作家和诗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选择写作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北大教育者，他始终秉承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我在从事诗歌批评或文学批评中，表达意见或写文章都是这样，我尊重每一个作家的自由创作，不因为我个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影响判断。我主张宽容。”谢冕说。

谢冕曾经走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前沿。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于1978年7月《北京文艺》，他在第10期就写了评论《迟到的第一名》。但是显然他在新诗理论研究上的建树的光芒遮蔽了其他。

一生都是“诗歌的义工”

作为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谢冕讲课肯下功夫备课是颇有口碑的。“很多人不知道老师有多苦。和古代汉语不同，教当代文学，为了讲一堂课，看材料，写稿子，单备课内容就是一万多字。”谢冕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出版物和文学资料“泛滥成灾”。谢冕特别苦恼，也做不过来，就不做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必须不断地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临其境往往难知其艰苦。

诗歌评论则是谢冕一直坚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较好的时候，一年写一篇综合的评论。“我一路跟踪，和新诗创作保持亲密的接触和联系，不离不弃，在诗歌现场随时进行归纳和总结，用了很多力量。我是诗歌的义工。在一路跟踪的同时，对年轻的诗人诗歌推荐、评论，有的没太多意义，但耗费了不少精力。”谢冕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杰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国维和闻一多。他们做的学问太大了，王国维从甲骨文一路研究下来。闻一多从《诗经》《楚辞》《庄子》到图章、画画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我的才华可能在别的方面，我对园林、对服装、对饮食等都有兴趣。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

 

近日，已是60岁的李宗盛在他的新歌《新写的旧歌》发行时，对热爱他音乐的人说："谢谢你们，从小李的青春年少，听到我两鬓斑白。所以，我肯定有更珍贵的东西来与你们分享。无以为谢，唯有写歌，给在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听。”

我们唱着李宗盛的歌走在人生中，回首时，发现来路都是一首首李宗盛。

李宗盛：喜欢音乐，想与之一生相伴

李宗盛曾是一个学习很差的人，第一次中考失败后进行了复读，结果第二次又落榜了，因为喜欢音乐，又报考了几家音乐学校，但试唱和听唱都是零分，写旋律一般，写和声也很一般，因此也都未被录取。

最后，李宗盛考上了一所私立中专，5年的中专，他读了7年，长相差，学习落底，从没有女生喜欢，李宗盛的青春失落而迷茫。

那时，李宗盛的父亲在一家夜市旁边开了间瓦斯店，李宗盛到店里给父亲帮忙，只要有电话打来，他就“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夜市的晨曦黄昏，见证了一个年少的苦闷，渍染了一个年少对百态世间的细细品味，这也让他日后始终秉承一个宗旨，好的音乐来自生活，好的歌词出自每一个身边的人。

唱歌不行，作曲不行，但就是止不住地喜欢音乐。送瓦斯的闲暇之余，李宗盛为自己找了点乐趣，拿起吉他，开始写词谱曲弹唱。

1979年李宗盛中专肄业后，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在校园、酒吧、咖啡馆演唱自己的歌曲，发行了一张《木吉他作品全集》，“木吉他”是“校园民歌运动”后期一支很重要的乐团。

1982年，李宗盛以“金韵奖”第三届歌手的身份正式进入唱片界，制作郑怡的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是李宗盛做的第一张卡带，非常大卖，销量高达几百万张。

1984年，李宗盛正式进入“滚石”唱片公司担任音乐制作人。

这时候，写词做音乐已成了李宗盛生命里的一束光，他不断地靠近它，追寻它，这束光也让他的灵感有如泉涌，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道路，并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一个人真性真情地喜欢一件事打磨一件事，那这件事亦会慢慢演变成我们的事业。

世间之众大部是芸芸众生凡夫俗子，总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遗憾，又因智慧精力天分所限，细细回想，一个人一生做不了几件事，能做成的也不过一二，既然如此，就做一件事吧，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正在做的事。